前些日子在网上闲逛时，看到这么一篇文章，本来不想放上来的，开罢也就算了，可是今晚，想去看一些国外网站和台湾的网站，结果统统都被关，代理要么是一会就失效，要么就慢得要死，不禁想起了这篇文章。
原作者：刘亚洲（珞珈山）
①十九世纪，法国总统应邀参加一个大富翁举行的晚宴，到场后总统发现，他自己的席位竟排在第十六位。排名第一的是一位铁路工程师，第二位是文学家，第三位是诗人。一位来宾问主人为何这样安排，主人回答：“这是真正伟大的人的排名。所谓伟大，是指那人不可或缺，不可取代。排名第一的工程师是因为他身怀世界最尖端的技术，谁也不能取代。第二、第三位也是一样，但总统却并非只有他来当才行。”蒋南翔任高教部长时，在一次报告中说到：“给我足够的条件，我可以培养出五十个杰出的科学家，但我不敢保证培养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
②文学必须与政治挂钩，因为文学在政治之上，政治在文学之下。在中国，文学可以躲得开政治，政治则躲不开文学。统治阶级需要文学，人民则不一定需要。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文字狱，就可以知道文学有它的力量。它足以使暴君发抖。历史上同样有那么多谄媚的文学，也可以看出文学的力量。它足以使人民发抖。文学是永恒的，政治是短暂的。文学是春天，政治是夏天。当权者害怕文学，文学同样也害怕当权者，他们都不害怕的只有一样东西——人民。小说当然可以反党，虽然它不一定反党。它同样可以用来歌颂党。以文学为革命工具是小看了文学。不以文学为革命工具同样是小看了文学。作家不需要表现什么时代精神，但是时代却反映着作家的精神。在江青眼里，文学必须干预政治才叫文学。政治必须强奸文学才叫政治。文学的革命和革命的文学都是政治挂帅的结果。无病呻吟，风花雪夜，故作高深，技巧深沉，同样是政治挂帅的结果。政治一方面爱文学，一方面虐待文学。文学反过来也是一样。政治是一门艺术，文学是一种生活。文学比政治残酷得多，也厉害得多，生命力也强得多。在古代中国，做政治家，多不得好死；做文学家，多不得好活。
③鲁迅是有人格的作家。“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作家只有狗格和猪格。把那个时候的某些作家比喻成畜牲，其实是侮辱了畜牲。鲁迅时代的中国文学属于兴旺史。鲁迅之后的中国文学属于衰亡史，直到另一个鲁迅出现。不怪乎今天中国文学界最流行的口号是：全中国读小说的人联合起来，不再读小说！王蒙对中国作家的评介可谓入骨三分：一等诡诈，二等智商，三等学问，末等人格。刘心武说： “中国作家……小心眼小聪明小阴谋小儿科，蔚为小观！”郭沫若是代表人物。郭沫若有才情没有人格。有文学没有政治。有脸无皮。他用文学敲开政治大门，而政治最终又谋杀了他的文学。沫若以《女神》燃烧了旧中国。一句“神佛都是假，谁还相信它”，足以使他在文学史留名。沫若又逢伟大领袖。倘若作为政治领袖的那个人不是文人，沫若仍可以做文学。偏偏那个是文人，沫若则只好搞政治了。领袖号召除四害，沫若遂做诗发表：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塌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粮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善，光是偷懒没事干；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文化革命起，沫若却被放在油锅上煎。他和他的作品都被批判。连儿子也不能幸免。1967年4 月，小儿子郭世民在音乐学院被批斗，自杀。整整一年以后，大儿子郭世英又在中国农业学院遭绑架关押，受尽酷刑后死亡。接连失去两个爱子，沫若肝肠寸断，但他仍不怀疑那场吃人的革命，更不怀疑领袖。我曾亲见伟大领袖讲话时郭沫若的表演。郭沫若双耳重听，所以用手护之，侧耳倾听领袖的每一句话，还把身子尽可能地朝领袖方向倾斜。某次，郭沫若注意到领袖未戴手表，当场把自己的瑞士名表解下来给领袖戴上。领袖终身用此表。从郭世英惨死的那天起，每到夜深人静时，沫若就伏在办公上桌上，用颤抖的手，一笔一划地抄写儿子的日记。一抄就是一整夜。他不停地抄啊抄啊，把对儿子深深的父爱，溶进那厚厚的手抄本中。然而就在儿子死后两个月，在一次会议上，他竟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江青听了后却不屑地对别人说：“诗人像一匹马，不能不给它吃，不吃要饿死；又不能吃得太饱，吃得太饱它就跑不动了。”据说她的丈夫这时说了一句警世名言：“多嘴比虱子还讨厌：虱子不吵。”我听说这件事后，曾问一个作家：“世界上什么东西最硬？”答：“花岗岩。”我说：“不对，世界上最硬的是郭沫若的胡子。像他那么厚的脸皮都能穿透，还有什么东西比他胡子更硬呢。”
让我们回到鲁迅的时代吧。我们要做鲁迅。我们坚决不做沫若。鲁迅实在伟大，他居然连母爱都敢怀疑，他说：“母爱像穿在身上的湿棉袄，脱了嫌凉，穿着不舒服。”对母爱都如此，对领袖的爱就更不在话下了。但是有一点我仍存疑：鲁迅没有生活在领袖的阳光下。倘若他活到那一天，会变成什么，难说。人人都说，倘若鲁迅还活着，必然会被打成右派。可是，死了的鲁迅却曾被用作打右派的棍子，难道这全是偶然？老舍便是明证。老舍年轻时倜傥不羁，嫉恶如仇。他与朋友在饭馆吃饭时，曾从鞋底抽出钞票付账。朋友问他钞票为何藏在鞋中，他指着钞票恨恨地说：“这东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要压迫它。”年轻的老舍，文稿常被编辑改动，深感头疼，某次，他把书稿送出版社后，在旁标明：“改我一字，男盗女娼。”可就是这样一个倔强的老舍，自杀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竟是《陈各庄上养猪多》：“热爱猪，不辞劳。干劲大，不识闲。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太平盛世投进太平湖自绝于人民。他是手握一卷平素抄写的《毛主席语录》迈出生命的最后一步的。在他尸体四周水面上漂浮着和陪伴着他的是他工工整整抄写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今天我们在批判郭沫若时，更应去深刻挖掘产生郭沫若们的土壤！—我—仅此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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